烟台市元融投资财产权2023年信托受益权之收益权政府债定融(作品的发表权和财产权只保护)

平台与机构媒体各有自己烟台市元融投资财产权2023年信托受益权之收益权政府债定融的优势与缺憾，在深入推进媒体融合中如何建立有效协作关系，是一个需要重视的课题。本文调研了腾讯新闻联手新京报推出“烟台市元融投资财产权2023年信托受益权之收益权政府债定融我们视频”的过程，从跨组织协作式新闻生产角度审视这个典型的中国案例，讨论双方有效协作的可能，以及未来发展中的不确定性。

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兴起以来，不少传统媒体人离职加入商业性平台媒体从事新闻性内容生产。但是按照《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申请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发布服务许可的，应当是新闻单位（含其控股的单位）或新闻宣传部门主管的单位”，“非公有资本不得介入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业务”。腾讯等平台媒体公司只能转载、传播有资质的新闻单位生产的新闻信息。这里的“有资质的新闻单位”，指的是最新版《互联网新闻信息稿源单位名单》公布的1358家稿源单位，包括中央新闻网站、中央新闻单位、行业媒体、地方新闻网站、地方新闻单位和政务发布平台等，超范围转载将受到处罚和通报批评。

从近年来的研究看，商业网站采编资质并非热点议题。2011年时任北京市网宣办网络新闻管理处处长陈华曾发表论文指出：从 1998 年下半年起，以新浪、搜狐和网易为代表的商业网站开始向新闻领域发展，迅速抢占网上新闻信息传播的优势地位。这些商业网站具有“机制好，有动力，有人才”的特点，多层次、多元化的网络媒体发展体系的形成是网络媒体以满足公众多元化需求为宗旨的理念实践的必然结果，是网络媒体与社会互动的必然结果，是网络媒体真正成熟的重要标志（陈华，2011）。也有学者梳理了1994年中国接入互联网以来包括商业网站新闻采编权的国家新闻信息管理制度（张文祥，周妍，2014）。2017年颁布实施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仍然保留了以往只有新闻单位才能从事新闻采编发布的规定。林羽丰、古玥（2021）通过对某互联网平台一档当事人发声栏目的田野调查发现，新行动者小心翼翼地避免直接介入新闻生产，市场和政策主导了这类新闻创新。蔡润芳、汤乐盈（2021）对商业自媒体在平台生产泛新闻类内容的考察发现，这种新的实践方式仍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传统新闻业的专业理念。本文通过新京报与腾讯合作“我们视频”的案例，尝试解答商业平台如何做新闻的问题，并讨论协作形式实现更有效的媒体融合的积极意义，以及可能面临的发展不确定性。

一、转型环境下的能力缺失

1993年加盟央视“东方时空·生活空间”，后来创办“24小时”、“社会记录”、“看见”等栏目，并推出个人历史节目“客从何处来”的资深新闻人李伦，2015年辞去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综合部副主任职务，以专家身份进入腾讯新闻。他看准了未来新闻的发展趋势，投身互联网平台准备大干一场，2016年任腾讯网副总编辑，组建了负责生产原创内容的内容出品事业部，产品形式包括视频、文字和融合媒体内容。

离开央视，交回个人持有的记者证的那一刻，意味着李伦的身份不再是记者烟台市元融投资财产权2023年信托受益权之收益权政府债定融；进入腾讯，如果再做新闻，他面临双重考验：一是腾讯这样的商业平台一旦进行时政新闻采访就是违规；二是互联网发展已进入移动小屏时代和社交媒体时代。

《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16）》这样描述李伦曾工作过22年的电视业：“2015年电视媒体发展形势不容乐观，电视广告投放量首次下滑”；而对他刚刚投身其中的互联网平台，报告称：“伴随着中国互联网技术发展而崛起的四大门户网站（新浪、网易、搜狐、腾讯）也面临移动互联网市场的快速崛起带来的转型压力”，移动终端已成为中国互联网用户上网的主要终端，用户获取新闻的首选渠道是移动新闻应用，远超PC端网站和电视；对于他后来展开合作的报纸，报告说：2015年传统报业的“断崖式”下跌仍在持续，全国各类报纸的零售总量与2014年相比下滑了41.14%，……停刊和休刊已成为传统报刊行业的一种“新常态”（崔保国，2016）。

彼时，新京报已经意识到转型的压力，也看到短视频所代表的未来趋势，时任社长甚至称“视频是新闻的终极表达，这是传统媒体转型的最后机会”（新京报传媒研究，2017）。

凭借丰富的电视新闻经验，李伦也看好短视频的发展前途，但因为没有采编权，腾讯只能寻找供应商。2016年被称为“短视频元年”、“网络直播元年”（刘瑞一，矫立斌，2022），但当时尚无拥有资质的机构有能力大规模生产新闻类短视频，用户看到的大多是把电视台播出的视频新闻切条后在互联网传播。虽然2013年前后央视新闻就上线了微博、微信、客户端，但没有专门为“两微一端”生产短视频新闻，央视自认为的标志性的短视频产品“主播说联播”直到2019年7月才正式推出（陈剑祥，王石川，王兴栋，2019）。短视频平台梨视频2016年11月正式上线，但它同样没有新闻采编权（孙翔，2018）。中国青年网短视频产品“青蜂侠”则创办于2017年5月，而且创办之初“无视频传统，无视频人才，无视频设备”（王海，2020）。

这就是当时的市场环境：有资质的新闻机构尚无大量生产短视频新闻的能力，而像李伦团队这样既有有经验、有能力的人才，又有海量用户数据以及大量短视频需求的商业媒体平台却没有生产资质。时任新京报社长表示，“我们缺的是渠道、资金跟技术。如果把这两个结合起来，未来新闻视频将会有更大的潜力发挥”（新京报传媒研究，2017）。双方的协作可谓一拍即合，时任腾讯新闻总裁陈菊红和新京报时任领导达成了合作意向。

二、“我们视频”的推出与运作

与腾讯合作之前，新京报曾有意培养一批“全媒体记者”，希望这些以文字报道见长的记者也能同时在现场拍照、直播、出镜报道、制作视频新闻，但多数记者在实际采访中还是感到顾此失彼。文字报道和视频报道的专业差异显而易见，有记者不止一次向笔者强调“全能记者”难以实现、非专业拍客作品质量参差不齐。

李伦认为，要有一种新的机制让视频团队成员生发出以视频新闻为主、生死系于新的能力的认知，这样才能做好；如果视频新闻只是可做可不做的一个选项，只是相对文字来说多了一重要求，就会使一些文字记者望而却步或心有旁骛。要改变以往电视台的表达方式和叙述模式，更需要潜心琢磨适合移动小屏的产品新形态。

腾讯新闻和新京报想到了当年“东方时空”的机制。

按照孙玉胜的说法，“东方时空”当时采用了一种国内其他电视台都没有的特殊做法：给予用人、用钱方面的特殊政策。时任台长杨伟光对孙玉胜说：给烟台市元融投资财产权2023年信托受益权之收益权政府债定融你两项政策，一是经费包干，二是节目你把关，要变“新华体”为“中新体”。电视台给了栏目面向全国招聘和借调人才的权力，给了栏目实验新的表达方式的机会，经济上给5分钟广告时间，其他经费不管。孙玉胜向台里借了20万元启动资金。栏目开播之后很快成了名牌，广告费一涨再涨，一个月就还了这笔钱，第二年就开始向台里上交结余，十年累计上交超过10个亿（孙玉胜，2012；李红涛，2016）。

李伦认为，要让视频团队的收入更高、职业理想更容易实现、发展更有前途，才能吸引人才实现视频转向，不能单靠“努力成为全媒体记者”的口头动员。作为一家平台媒体，虽然腾讯也可以从市场零星采购短视频新闻，或者用项目制的方式单独针对某一新闻事件开展合作，但只有成立公司才能实现持续、稳定的生产。

在这样的考量下，腾讯新闻和新京报达成合作意向。2016年10月由新京报传媒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最大股东，与北京风乎舞雩科技中心（新京报全资公司）、林芝腾讯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组建北京风起云扬传媒科技有限公司运作“我们视频”（投资关系及高管见图1）。

2016年9月“我们视频”正式上线。它定位于短视频新闻，“专注时政、社会热点、突发事件为主的新闻”，并优先供应新京报和腾讯的各个互联网终端，新京报拥有视频新闻的终审权、署名权、著作权、版权和多平台分发权（少数与腾讯有直接竞争关系的渠道除外）。

李伦所代表的腾讯公司一方面提供资金支持，并以高于纸媒文字产品的价格采购，另一方面，用李伦的原话来说就是“帮助‘我们视频’建立互联网化的短视频生产思维与模式”。

李伦团队中近十人有多年央视新闻的制作经验，他们与自己熟识的视频专家一起对“我们视频”的新京报记者、新招募人员进行了大量培训。李伦认为视频新闻应该更加注重新闻现场、更加快速、更加讲究视觉效果的表达，传统电视新闻“导语+解说+空镜”模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互联网用户的需求。他们培训的重点首先是建立视频新闻的专业习惯，帮助人们认清视频新闻的独特价值，强化专业意识；另一个重点就是如何让视频新闻互联网化，从具体的题材、时长、镜头语言、标题、字幕、同期声、环境声和音乐到发送时机、后续跟进、数据分析、便于转发性、激发评论等，都会一一讨论。

为强调去电视化的特征，他们提出“十条军规”，比如“一个场景一件事，网友不是看电视”、“二十秒内进高潮，前戏太长很无聊”、“现场视频才抓人，别拿空镜糊弄人”等，在报道节奏上，要求3秒进入高潮、60秒让用户了解真相。

从选题开始，腾讯和新京报就共享信息，根据网络数据研判和预测新闻热点、预估播出效果；之后的拍摄方式、剪辑手法和分发途径也都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不时开会、讨论。

对所谓“高于纸媒文字产品的价格采购”，李伦向笔者解释：“高”是相对于采购纸媒的文字内容而言，从腾讯平台版权购买的角度看，与采购其他视频内容相比价格不算高，或者说性价比比较高。

腾讯公司拥有若干大流量入口，掌握巨量用户数据，从而能对“我们视频”给予流量倾斜，在腾讯网、微信公众号、QQ头条、腾讯新闻APP等渠道精准推送。

上线不久，“我们视频”连续60多个小时对河北保定6岁男童坠井救援进行直播，直播流量超过1200万，制作的20多条短视频新闻累积播放量6000万，“我们视频”在同行竞争中崭露头角。这次报道也是新京报全报社的联动：“我们视频”派出6个记者到现场，3人做直播、3人做短视频和长视频；新京报另外派了摄影记者、文字记者、深度报道记者到现场，产品不仅有直播、短视频、长视频，也有消息、图文、特稿。

2017年6月，“我们视频”在新浪微博上线，粉丝数和点击量不断攀升。当年度中国新闻史学会应用新闻传播学研究会首次评选中国应用新闻传播领域十大创新案例，“我们视频”与人民日报社移动新媒体实践和梨视频众包模式等同时入选。

随着“我们视频”的快速发展，新京报转型也持续推进。2019年，“我们视频”团队规模扩大到一百多人，日产量达到近百条，短视频流量长期占据各大榜单头部。“我们视频”后来扩展出“紧急呼叫”、“世面”、“有料”、“出圈”、“我们视频暖心闻”、“拍者Partner”、“我们直播”、“陈迪说”、“局面”等栏目。新京报首席编辑胡杰撰文称：除了“我们视频”等独立部门，新京报也在大力推动视频表达的全部门、全领域覆盖，推动现有内容团队与视频报道的深度融合。简单说，就是所有采编部门都要配备视频编导人员（胡杰，2020）。

在回答“合作给双方带来了什么”这个问题时，李伦的答案是：我们实现了稳定的、有质量保证的、相对独家的视频新闻的采购。而新京报副总编辑、“我们视频”总经理王爱军表示：以前我们说的是移动端优先、视频优先，现在新京报的视频和文字可以说是齐头并进，新京报在转型路上正向“无纸境”目标迈进（新京报传媒研究，2018a）；2022年新京报创办19周年之际，党委书记、社长刘军胜宣布新京报包括“我们视频”在内日均原创内容300条、包括“我们视频”在内的全媒体生态覆盖人群2.8亿，新京报已成为深度化、精品化、视觉化的原创新闻资讯平台（刘军胜，2022）。

三、中国式跨组织新闻协作的实验

在媒体融合的大背景下，跨组织新闻协作被阐释为一种解决新闻业不确定性危机的创新方案。解决自身资源局限、塑造新闻权威是多元行动者参与跨组织新闻协作的直接动机，而协作的深层动力则源于行动者应对自身发展过程中不确定性挑战的诉求（刘天宇，罗昊，2021）。

作为北京市委宣传部主管主办的新闻媒体，新京报拥有稀缺的新闻采编权和视频新闻生产资质，但传统媒体的出身又亟需借助互联网平台扩大传播力，并促进报社的视频化转型，因而需要腾讯公司的资金支持、技术培训和流量倾斜。对腾讯公司而言，它涉足新闻业的方式仅限于转发合规专业新闻机构的产品、展示自媒体及普通用户生产的非新闻内容（UGC），它与新京报的合作，可以看作是产品定制，或者说只是一种独家采购形式。腾讯对“我们视频”的资金投入、技术培训与流量支持，可以看作是预付款，一种订制购买。“我们视频”上线两周年之际，新京报副总编辑、“我们视频”总经理王爱军坦陈：“我们视频”是新京报与腾讯新闻强强联手合作的产物，新京报的核心竞争力是原创内容、影响力和媒体资源，再利用互联网巨头的技术、资金和渠道，能够在最短时间里创建出新的品牌（新京报传媒研究，2018a）。刘军胜宣布：“新京报已成为深度化、精品化、视觉化的原创新闻资讯平台”（刘军胜，2022），新京报媒体融合的顺利推进，“我们视频”的有效协作功不可没。

经济、组织架构、信任、策略等四个因素对跨组织新闻协作产生重要影响（刘天宇，罗昊，2021），这在“我们视频”的案例中均可得到印证。

经济方面，因涉及商业机密，笔者无法了解腾讯和新京报具体的经济往来与收益，但相关人员透露，“我们视频”团队成员的待遇“超过传统媒体的平均值”。

组织架构方面，不少跨组织新闻协作实践中出现一个新角色——“协调专员”（coordinator），负责召集会议、分享信息、对内对外联络、评估项目等繁琐而重要的工作。李伦多次提到“我们视频”副总经理彭远文和新京报视频报道部主编、执行制片人刘刚所发挥的沟通腾讯与新京报、统一记者行动的关键作用。另外，新京报也逐步实现从报社到部门的扁平化，生产流程渐显“线上加线下、短视频加直播、连线加直拍、采访加探访、跨组跨部门加内部协作”的特点。

信任方面，新京报和腾讯新闻的管理层有着相似的专业理念，“我们视频”自我定位的五个关键词：新闻、视频、移动、专业、人文，就是双方价值观和新闻观的交集。彭远文曾解释这几个关键词的含义：新闻就是首先要深耕社会、时政和突发新闻；视频，意味着不太可能人人成为“全能记者”，要专门人做专业事，“我们视频”的成员只考核视频；移动的意义是强调考虑用户习惯，瞄准移动小屏的特点；专业指的是“我们”是一群人，“我”是一个人，“我们视频”要团队作战，要比UGC和自媒体更专业，用生产流程来保证质量；人文则意味着人是最高价值，要关注人、尊重人。

“我们视频”执行制片人刘刚推荐央视新闻评论部已故副主任陈虻的《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李伦参与创办的《社会记录》等读物和节目给同事，他还告诉笔者“很崇拜李伦老师”，这里面当然有自谦，但也体现了新京报和腾讯人员之间的专业信任与观念契合。

策略方面，“我们视频”建立了清晰的工作流程，对强资讯类视频有明确的专业标准（如要求硬核的新闻价值、核心的现场画面、核心当事人的画面与言行、抽象信息尽量可视化呈现等）；多平台分发也使得“我们视频”迅速获得用户和业界关注，2018年4月，在新浪微博“媒体视频机构榜单”和腾讯视频“自媒体新知榜”上，“我们视频”均居榜首（新京报传媒研究，2018b）。

如果这四个因素的影响不能聚合，协作生产就难以展开。比如腾讯与有些媒体机构也有合作成立公司，但因为不具备与腾讯和新京报协作生产短视频新闻类似的条件，如缺乏合适的“协调专员”，效果不如预期。

四、不确定的未来

卡尔森和刘易斯曾指出：国家继续塑造政治环境，并通过审查、发放补贴、监管和法律框架、发放许可证以及选择性获取政府信息等做法积极参与新闻边界工作（Carlson Lewis， 2020）。中国语境下对平台与媒体协作影响至关重要的是政策规制（刘天宇，王辰瑶，2023）。在“我们视频”诞生前后，合作双方都清醒地意识到采编权的限制一直存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商务部公布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2年版）》第六项明确“非公有资本不得从事新闻采编播发业务”，这更对平台与媒体协作的未来增加了诸多不确定性。

对此，一方面，李伦组建的内容出品部制作了许多虽然非新闻但密切关乎社会现实的非虚构产品，如“十三邀”、“和陌生人说话”、“我的时代和我”、“谷雨”等，还独家资助了“故事硬核”等自媒体。腾讯有网络音视频信息服务的资质，做“十三邀”可以说是一种去新闻化、去电视化的选择，主持人许知远对谈的主要是知识分子，聊的是严肃话题，但又不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沙龙，而是茶肆餐馆、拖鞋小酌，它让用户见证的是尬聊、是不确定环境下的他者感受。在李伦眼中，传统电视试图将人们的信息消费仪式化、集体化，在观众时代电视成为知识分子启蒙大众的主要渠道；在互联网时代，他要摒弃生产者的灌输模式而尊重网络用户的自助搜寻与自择参照，以另一种反刻奇的严肃方式讨论严肃问题，让用户看到两个对谈者的真实状态：沉吟，尴尬，自我怀疑，争执……。在主持人的选择上，让“精英信源直接成为传播者”。与作家合作，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跨组织协作的内容生产，只不过生产的不是新闻产品。

另一方面，前两年还很热的短视频现在不再被视为新闻传播中的一种技术门槛。随着短视频技术扩散的成功，它在新闻和其他内容生产中已经相当常态化（王辰瑶，刘天宇，2022）。这使得合作之初拥有技术优势的腾讯一方优势不再明显。对此，李伦的看法是：也许这种情况才是回归本位，因为腾讯新闻只是个传播平台，内容生产能力并不是它的核心价值，只有在融合的过渡阶段，他的团队的能力才会溢出协作。

结 语

总结“我们视频”这个既有媒体与平台媒体协作创新的案例，可以看出，它一方面遵循着跨组织新闻协作的基本规律，如经济、组织架构、信任、策略等四个因素对协作能否成功都很重要；但另一方面，它也体现出中国式跨组织新闻协作的特点——最关键的因素是外部的“制度环境”，尤其是对网络新闻采编权这一中国特色制度的执行与阐释。中国语境下制度因素对传统主流媒体具有准入保护性，使得平台媒体在新闻性内容领域并不具备国外研究指出的“超级把关人”地位。平台媒体天然对内容有强需求，它与内容型媒体是一种共生关系，但这种共生却不一定会成为新闻生产领域的“协作”。从“我们视频”案例来看，平台媒体和传统媒体在新闻生产领域一度进行了相对成功的协作，但随着制度空间的变化和传统媒体自身打造全媒体内容能力的增强，它们之间在新闻生产层面的协作很可能会淡化甚或中止。类似这样能透视平台媒体与传统媒体在中国语境下的关系及其演化趋势的新闻创新案例，值得持续观察与研究。

（庄永志：《平台与媒体的“协作式新闻生产”——以新京报“我们视频”为例》，2023年第4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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